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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歷史 史海鉤沉

          《時務報》爭奪戰:梁啟超欲借朝廷力量

          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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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啟超在沒有獲得朝廷重用后就想過返回上海繼續辦報,重新職掌思想界的牛耳,因而想到拿回《時務報》。但怎樣才能拿回這份報紙,梁啟超想到借助于“公權力”,試圖借用朝廷的力量讓汪康年屈服。

          《時務報》《時務報》

          作者:馬勇

          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時務報》具有重要地位,短短幾年時間,深刻影響了一代人,影響了中國政治走向?!稌r務報》的影響力與其參與者密切相關,而稍后迅即退出政治舞臺,并引發一場爭奪戰,也與其參與者素養、情操密不可分,是近代中國知識人的一場悲劇。

          黃金組合

          《時務報》的創辦源于上海強學會及其《強學報》;這一會一報的創辦,得力于張之洞的資助。當然,在具體事務操持上,康有為貢獻最大、出力最多。只是當張之洞覺得無法約束康有為時,張之洞就委派心腹汪康年接替康有為。

          汪康年接手強學會和《強學報》,不是將這一會一報繼續辦下去,而是按照張之洞的指令清盤善后。經過清算,強學會賬面余款只有75元,另有銀行存款730兩。張之洞同意現金由汪康年保存,至于存銀,則交給經元善收存。

          按照汪康年的想法,他原本準備利用強學會的架構和積累創辦一份新報紙或雜志,所以當強學會清盤后,汪康年繼續追賬,將強學會原租房屋一年的租金退回一半,得350元;又將強學會購置的辦公用品、圖書等進行變現,得200多元。有了這筆錢,汪康年加快了新報籌備,并謀求與康有為、梁啟超等新派人物重建合作關系。

          汪康年的想法遭到了朋友們的普遍反對。吳樵、汪大燮、沈曾植、葉瀚等人在寫給汪康年的信中認為康有為“諸人大率非我族類,萬萬不便沾染”;與其將來沖突,不如一開始就謹慎從事,保持適度距離。

          惟一贊成汪康年合作計劃的朋友是黃遵憲。黃遵憲本為強學會同事,此時正以道員奏派辦理蘇州通商事務,與康有為“朝夕過從,無所不語”(康有為:《人境廬詩草序》),具有濃厚維新思想,對張之洞下令停辦上海強學會本來就不滿意,也一直試圖設法重新振興。而汪康年的辦報想法正與黃遵憲合,黃遵憲毫不猶豫地對汪康年給予全力支持,自愿獻金千元作開辦費,宣稱“我輩辦此事,當作為眾人之事,不可作為一人之事,乃易有成;故吾所集款,不作為股份,不作為墊款,務期此事之成而已?!?《梁卓如孝廉述創辦時務報原委》)

          有了黃遵憲的支持,汪康年籌辦新報的進展迅速加快。1896年4月,汪康年連電催促正在京城的梁啟超南下,參與籌辦的具體事務。梁啟超對汪康年在上?;I辦新報的事情早有所聞,他在收到電報后離開了北京。

          梁啟超到了上海之后,因汪康年的介紹與黃遵憲相識,在他們三人共同策劃下,就辦報宗旨、體例、內容等基本上達成共識。按照黃遵憲的設想,這份雜志的管理體制應該借鑒三權分立思想,議政與行政分離,選舉一個比較超然的董事會負責制定章程和制度。

          辦報方針定下來后,《時務報》的名稱也隨之確定。他們以汪康年、梁啟超、黃遵憲、吳德潚、鄒代鈞五人名義印制《公啟》二千張分送各處同志?!豆珕ⅰ饭?0條,為梁啟超初擬草稿,由黃遵憲“大加改定”,比較系統反映了《時務報》創辦宗旨,詳細介紹了《時務報》招股集資方法與方式。其中辦事條規第九條規定,“本報除住館辦事各人外,另舉總董四人,所有辦事條規,應由總董議定,交館中照行?!憋@然,《時務報》同仁接受了黃遵憲的制度設計。只是由于創辦時間倉促,他們并沒有就這一動議詳加討論,更沒有考慮立即實行,這為后來的紛爭留下了種子。

          銷行萬余份

          《公啟》的發布獲得了各地同志的相應,各地認捐的消息不斷傳來,而原本不太支持汪康年在上海辦報的張之洞也同意將原上海強學會的余款轉給汪康年作為辦報經費。

          《時務報》最值得看的,是梁啟超的文章,這也是《時務報》當時風靡一時的重要原因。梁啟超從第一冊開始直到他離開《時務報》止,幾乎每一期都有他那議論新穎、文字通俗、筆頭常帶感情的文章。在《時務報》第一冊上,署名為梁啟超的文章有兩篇,一篇是《論報館有益于國事》,一篇為《變法通議》序。前一篇相當于《時務報》的發刊宣言,列舉近代國家報紙發達與政治進步的關系,期待通過辦報營造中國社會上下不隔的正常秩序;后一篇所序《變法通議》是梁啟超的成名作,這篇文章對于中國當時將要到來的變法維新所可能觸及的問題都有所論述,這些觀點對于沖破舊思想的禁錮,對于新思想的傳播起到重要作用。

          《時務報》第一冊出版后,立即引起強烈反響。在北京的朋友汪大燮、沈曾植、李岳端、王鵬運等對編排及內容感到滿意,但致信勸告汪康年、梁啟超謹慎從事,不要有意觸犯朝廷禁忌,“不必作無謂之譏評”,以免出征未捷身先死,重蹈強學會覆轍。

          從湖南方面傳來的消息令人振奮,巡撫陳寶箴的公子陳三立致信汪康年,以為梁啟超乃“曠世奇才”,相信《時務報》如果能夠堅持下去,“必能漸開風氣,增光上國”。鄒代鈞函告汪康年,他收到的一百份已散發完畢,索要該刊的依然很多,他囑汪康年盡快補寄。至第二年底,鄒代鈞在湘的銷售數已達七百冊,還不包括不斷加寄的一些合訂本。

          在湖北,黃紹箕致告汪康年《時務報》“至美至美”;張之洞幕僚葉瀚函稱梁啟超“大才抒張”,為不可多得的辦報天才。鄭孝胥在南京致函汪康年,稱“梁君下筆,排山倒海,尤有舉大事,動大眾之慨?!闭凇爸貞c舟中”的吳樵“急讀之下,狂舞萬狀,自始至終,莊誦萬遍,謹為四百兆黃種額手,曰死灰復熾;謹為二百里清蒙氣、動物、植物種種眾生額手,曰太平可睹。我輩亦當互相稱慶?!笨傊?,《時務報》在全國各地獲得了良好反應,在不太長的時間里,銷行萬余份,為中國有報館以來所未有之盛況。

          《時務報》的暢銷,無疑是梁啟超的文筆與思想起了很大作用,但也不應否認的是,汪康年的經營及其與各方面的疏通交流也起到了極端重要的作用,而黃遵憲多年來積累的人事資源為《時務報》在南北各地推廣及勸捐、招聘東西文翻譯人才等都起到過重要作用。

          裂痕初現

          《時務報》言論給沉悶的政治中注入一股清新,梁啟超因此“暴得大名”,《時務報》因此而暢銷,甚至連最初不太支持《時務報》的張之洞,在讀過幾期后,也致信邀請梁啟超到湖北一游,表示有要事相商,并隨信捐助銀元五百元,還下令湖北全省“官銷”,以為《時務報》“實為中國創始第一種有益之報?!?/p>

          在張之洞“公費訂閱”《時務報》通知下發不久,梁啟超在《時務報》第五冊發表《變法通議》連載系列《論學?!?,嚴詞批評張之洞在代理兩江總督時創建“自強軍”,用高薪聘用洋人為教官,有媚洋嫌疑。梁啟超在這篇文章中還稱滿洲人為“彼族”。這種批評,自然引起張之洞不快。張之洞示意湖北不再“公費訂閱”,籌備一個新的刊物,緊盯《時務報》極端言論,給予批駁。

          正在武漢的吳樵及時向梁啟超轉述了張之洞的意見,然而此時正春風得意的梁啟超根本不在意。他在隨后發表的《論科舉》中肆意攻擊前朝重臣倭仁,以為倭仁對西學的看法阻礙了中國的進步;在《論學會》中對清代名臣紀曉嵐猛烈抨擊,以為以紀曉嵐為軸心的乾家漢學不是中國文化的繁榮,而是中國文明的毀滅。毫無疑問,梁啟超這些激進言辭觸犯了清廷忌諱,方面大員張之洞無論如何開明和惜才,都難以容忍這些離經叛道的思想主張,授意梁鼎芬著文反駁。

          汪康年雖然在《時務報》創辦之初與梁啟超有某些意見分歧,但當他看到梁啟超因言論而名譽雀起,羨慕忌妒恨油然而起,奮筆著文宣傳維新鼓吹變法,甚至與梁啟超比激進比極端,在《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中大事張揚當時還比較忌諱的民權思想。

          好名之心人皆有之。汪康年當然有權重建政論家形象,不料這些激進看法發表后,立即引來一系列批評,與張之洞關系密切的葉瀚、梁鼎芬、鄒代鈞等紛紛函勸少發表這些容易引起爭議的“偉論”,“萬萬不可動筆”,做好自己的報館經理就行了。

          各方朋友勸說引起了汪康年的重視,汪康年開始注意對一些偏激言論所有矯正,同時注意加強對報館人事、經濟等權力的掌控。

          1896年,汪康年、梁啟超、黃遵憲等創辦《時務報》,梁啟超任主筆。報紙很快風靡一時,但創辦者之間的關系卻逐漸產生裂痕。圖為梁啟超。  1896年,汪康年、梁啟超、黃遵憲等創辦《時務報》,梁啟超任主筆。報紙很快風靡一時,但創辦者之間的關系卻逐漸產生裂痕。圖為梁啟超。

          《廣時務報》風波

          當汪康年進行調整時,梁啟超回廣東省親,當然繼續為《時務報》提供文字。1896年11月17日,梁啟超致信汪康年,稱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準備與何穗田等人在澳門創辦一份新報刊,他們想模仿《時務報》的做法及格式,并且準備取名為《廣時務報》。這個消息當然說明《時務報》的影響在擴大,汪康年對此并不會有什么意見。使汪康年感到不太高興的是,康廣仁等不僅準備借用《時務報》的大名廣而大之,而且要求汪康年同意讓梁啟超兼領《廣時務報》的主筆。

          汪康年的不高興并沒有很快表現出來,《時務報》第15冊仍然刊登了《廣時務報》的一個創刊公啟,并注明該刊將由梁啟超“遙領”。

          《廣時務報》的創辦對于《時務報》來說是一次重要考驗,其核心陣營由此發生了一次裂變。吳德潚、吳樵父子及鄒代鈞、譚嗣同等群起反對,以為梁啟超即便“兼領”主筆,也必須以《時務報》為主,坐鎮上海。而且,《時務報》與《廣時務報》不能發生實質性的關聯,最好不要使用“廣時務報”這樣容易引起歧義的名字,好像姊妹刊物,“與其兩敗,毋寧慎之于始?!?吳樵致汪康年函第29)否則,不是一榮俱榮,而是一損俱損,損失慘重,“恐一被彈而兩俱廢也?!?譚嗣同致汪康年函第3)他們力勸汪康年堅定信念,獨立辦報;力勸梁啟超不要“兼領”,還是盡早回到上海,將心思用在《時務報》上,他們懷疑《廣時務報》的計劃“大有陰謀”(鄒代鈞致汪康年函第44),并非共贏。

          這些批評都是對《時務報》的愛護,所以《廣時務報》后來更名為《知新報》,梁啟超也沒有“兼領”主筆,而是列為一般撰稿人。但是,梁啟超由此卻對汪康年產生了不必要的誤會。(《梁啟超年譜長編》95頁)

          矛盾逐步公開

          1897年3月,梁啟超從廣東回到上海,在《時務報》工作的同門梁啟勛、韓云臺向梁抱怨汪康年在這段時間對他們多有不公,而館中傭人甚至也對他們另眼相看。對于梁、韓的抱怨,梁啟超當然不會高興,他在隨后寫給黃遵憲的信中,也多少抱怨汪康年對這些問題的處理不盡妥當。黃本來就與汪康年稍有矛盾,在《時務報》籌辦之初就不希望汪一人攬權,于是在他收到梁啟超的信后致函汪康年,再次提出仿西方近代國家立憲政體,將立法、行政分開,設立報館董事會,提議汪康年辭去《時務報》館總理職務,改任總董,駐滬照支薪水,任聯絡館外之友,伺察館中之事。提議由吳樵或康有為門人龍澤厚擔任總理。(黃遵憲致汪康年函第25)

          梁啟超致信黃遵憲或許僅僅是為了尋覓同情,而黃致汪的信則使問題復雜化。梁啟超認為,他自己雖不太滿意汪康年的一些舉措,但事情尚未鬧到需汪辭去總理的境地,《時務報》總理在當時非汪莫屬,于是他抱怨黃的建議實在是“鹵莽不通人情”,反而使梁啟超自己在報館中的處境更為尷尬。(《梁啟超年譜長編》95頁)

          汪康年在收到黃遵憲的信后很不高興,他覺得黃遵憲與梁啟超聯手是在有意識排擠自己,他復函黃遵憲進行反駁,“深銜”黃氏,“日日向同人詆排之,且遍騰書各省同志,攻擊無所不至?!秉S、汪、梁三角矛盾逐步公開。

          其實,黃遵憲提議中不便明說的理由主要是他感到汪康年應酬太繁,不能兼辦館中全部事務,故希望汪讓出報館實際位置,利用所長負責館外聯絡應酬。而汪康年的辦事宗旨也確實留下了這些把柄,汪素來認為“必須吃花酒乃能廣通聲氣,故每日常有半日在應酬中,一面吃酒,一面辦事?!边@種辦事風格顯然與具有外國生活經歷的黃遵憲格格不入。

          黃、汪、梁幾近公開的矛盾對于剛有起色的《時務報》極為不利,他們的一些共同朋友如譚嗣同、張元濟、夏曾佑、吳德潚、鄒代鈞等得知此事后萬分焦急,紛紛勸說他們以大局為重,不要因意見分歧而影響報館事務。(張元濟致汪康年函第18)

          在友人勸說下,梁啟超主動與汪康年和解,他向汪解釋說,這次矛盾之所以產生,主要是因為雙方性格差異所致,相互之間又缺乏及時溝通。至于黃遵憲的建議,梁啟超認為也不應從消極層面去分析,這個建議就其本質而言,也是為了《時務報》未來發展,有其合理成分在。他與汪康年共約,既然各自意見都已講明,此后當“誓滅意見”,為《時務報》未來貢獻心智。(梁啟超致汪康年函第31)

          梁啟超與汪康年的沖突得以暫時消解,但并沒有真的回到原先的友誼和情分上。此后的梁啟超,一反當初約定,熱衷于宣傳乃師康有為“三世說”、“大同說”及創立孔教等極端主張,在時務報館康門弟子以康有為為“教皇”,“目為南海圣人,謂不及十年,當有符命”。如此極端言論引起各方面反對,同在報館工作的章太炎借酒壯膽,大罵康有為為“教匪”,與康門弟子發生極不雅觀的肢體沖突。(《忘山廬日記》9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章太炎是汪康年的同鄉,康門弟子與章太炎大打出手以及章太炎因此憤而辭職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外間紛傳《時務報》館“將盡逐浙人而用粵人”(梁啟超致汪康年函第31),將報館內部組成無形中劃分出浙、粵兩系人馬,梁啟超與汪康年自然成為兩派首領,雙方猜疑更重。

          梁啟超赴任時務學堂

          當是時,錢塘縣令吳德潚計劃在杭州西湖賃一屋,購書數千金,并聘請英、法教員各一人,邀請梁啟超前往。吳德潚的邀請對“數月以來,益困人事”的梁啟超很有吸引力,他決意離開時務報館,隱居西湖靜心讀書。譚嗣同對梁啟超西湖讀書計劃表示贊成,以為有助于緩解矛盾。

          梁啟超隱居讀書計劃并未成為現實。1897年8月,黃遵憲奉調湖南路過上海,與汪康年等人面談,再次提出設立《時務報》董事會的建議,梁啟超贊成黃的建議,并勸說汪贊成,尋求一致。而汪康年對黃的建議根本不予考慮,寸步不讓,他說:“公度(黃遵憲)欲以其官稍大,捐錢稍多而撓我權利,我故抗之,度彼如我何?”(《梁卓如孝廉述創辦時務報原委》)

          黃、汪沖突嚴重影響了《時務報》前程,各方友人紛紛勸說汪康年不要一意孤行。汪大燮函勸汪康年重視黃遵憲的建議,“辦事之人不必議事,奉行而已;議事之人不必辦事,運籌而已。此至當不易之論?!?汪大燮致汪康年函第83)張元濟函勸汪康年,根據他的了解,黃遵憲對汪康年“并無貶詞”(張元濟致汪康年第10),這個建議是對事不對人,是個值得重視的建議。汪康年也是一個明事理的人,經各方勸說,他終于接受建議,成立了董事會。

          汪康年接受了黃遵憲的建議,但交涉中的不愉快肯定影響了黃遵憲的心情,當他得知湖南將要創辦時務學堂時,迅即向湖南巡撫陳寶箴、學政江標建議聘請梁啟超出任學堂中文總教習,無論如何,這個建議對《時務報》都不是一個好消息。

          梁啟超大約也有點厭倦與汪康年每天面對面了,當他得知湖南方面的方案后,沒有絲毫猶豫。至于汪康年,似乎處在矛盾中。一方面他內心深處或許期望梁啟超和平離開《時務報》而又不太傷害彼此友情;另一方面又擔心離開了梁啟超,《時務報》言論受損。他不愿接受黃遵憲讓梁啟超在湖南“遙領”主筆的建議,不同意梁啟超離開《時務報》。

          汪康年的拒絕使湖南方面極不高興,熊希齡讓譚嗣同親往上海向汪康年“哀吁”,如果汪康年執意不肯放行,那么他們將不惜與汪沖突而“豪奪以去”。譚嗣同勸汪不如“自勸”梁啟超往湖南任職,“則尚不失自主之權,而湘人亦銘感公之大德矣?!?譚嗣同致汪康年第21)

          對譚嗣同的要求,汪康年解釋稱,他之所以不愿放梁啟超去湖南完全是出于對《時務報》發展考慮,決沒有其他想法。汪康年向譚嗣同述說了自己的苦悶,獲得了譚嗣同的同情,譚嗣同反過來支持汪康年,“毅然決然不允所請?!?譚嗣同致汪康年第22)

          汪康年的想法當然只是一廂情愿,因為梁啟超本人并不接受這個方案。1897年11月中旬,梁啟超離開上海前往湖南,就任時務學堂總教習。

          同仁刊物變為私有產業

          在長沙,梁啟超并不愿意辭去《時務報》主筆,但他確實又忙于應酬,忙于教學,沒有時間履行職責,很長時間,他只向汪康年提交三篇應景文字:《南學會序》、《俄土戰紀序》、《經世文編序》。這當然使汪康年很不高興,這不是兩人之間的矛盾問題,而是《時務報》發行量因為沒有了梁啟超的文字而急劇下降。汪康年既然得不到梁啟超的文章,就迫使他必須尋找替代的人。1898年2月16日,汪康年準備聘請鄭孝胥為《時務報》“總主筆”,改梁啟超為“正主筆”,并準備對《時務報》欄目進行調整。(《鄭孝胥日記》643頁)

          汪康年的計劃是一種不得已,但當他將這些計劃函告梁啟超、黃遵憲時,卻引起了梁啟超大怒和徹底翻臉。但此時黃遵憲、梁啟超實在顧不上《時務報》的事情了。他在發了一通脾氣后,只能接受汪康年的這些方案,《時務報》由先前“同仁刊物”漸漸演變成汪康年私有產業了。梁啟超、黃遵憲等雖然心中有氣,但時局急劇發展特別是康有為受到朝廷重用介入新政,梁啟超也轉至北京,奉旨籌辦譯書局;黃遵憲奉命出使。緊張而愉快的生活多少撫平了他們的不滿,他們與汪康年的分歧漸漸成為過去。

          不過,新政進展并不順利??涤袨椴]有像想象的那樣掌控權利,甚至根本進入不了權力中心,被嚴重邊緣化。于是,康有為在康廣仁、梁啟超建議下,于1898年7月17日以御史宋伯魯的名義上了一個折子,建議將《時務報》改為官報局,并建議朝廷委派梁啟超主持。

          光緒帝看到這個建議后并沒有表示意見,而是批給官學大臣孫家鼐處理。7月26日,孫家鼐提交了一份處理意見,不同意調派梁啟超,因為梁啟超正在籌辦譯書局;建議調派康有為主持,理由是康有為現在沒有什么實質性工作。孫家鼐順帶對這個機構提出幾個原則,一是責成主筆慎加選擇,如有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挾嫌妄議、瀆亂宸聽者,一經查出,主筆者不得辭其咎;二是既為官報,就不能像民間報紙那樣自由議論時政,不準臧否人物;三是經費自籌,政府不得強行要求公費訂閱。當然,開辦費用,孫家鼐建議可由上海道代為設法,但應由康有為自往籌商。(孫家鼐:《奏遵議上海時務報改為官報折》)

          孫家鼐的處理意見雖然蘊含著許多陰謀,但其通情達理,公事公辦,在表面上無可挑剔,于是朝廷當天批準了這個建議,康有為的計劃被孫家鼐順手牽羊予以破壞。

          《時務報》的爭奪

          康有為的建議主要還是來自梁啟超的建議,梁啟超在沒有獲得朝廷重用后就想過返回上海繼續辦報,重新職掌思想界的牛耳,因而想到拿回《時務報》。但怎樣才能拿回這份報紙,梁啟超想到借助于“公權力”,試圖借用朝廷的力量讓汪康年屈服。

          根據梁啟超的這些建議,康有為托人函勸汪康年,希望他能和平地將《時務報》總經理讓給梁啟超,理由是稱梁啟超“新蒙寵眷”,如果由梁接任,何愁《時務報》“聲價躍起”,再現輝煌。

          梁啟超、康有為的計謀被孫家鼐輕易化解,康有為也來個順手牽羊,將計就計,他迅即致電汪康年:“奉旨辦報,一切依舊,望相助?!薄胺钪肌倍值奶崾?,已經表明康有為的意思。稍后,康有為又給汪康年寫了一封信,希望他不要節外生枝,和平移交,一切都還好商量。

          無奈汪康年根本不吃康有為這一套,他從純商業立場回敬康有為,稱我汪某為《時務報》的創辦人,梁啟超原為我汪某聘用的主筆,梁今天的名聲都是“藉吾報以得榮顯,何遽欲反客為主?”(王照:《復江翊云兼謝丁文江書》)

          汪康年之所以敢于如此對待“欽差大臣”,是因為他對康有為在北京官場的困境了如指掌。朝廷將康有為改《時務報》為官報建議批轉孫家鼐處理的第二天,汪大燮就從北京致函汪康年報告消息,并稱張謇等人對康有為的做法很不以為然。他們在北京想了一些防范辦法,但考慮到《時務報》目前實際情形,他們建議汪康年放棄《時務報》,抓緊將一切往來賬目及檔案清理出來,“此事此時即不歸官,將來必仍與君為難,斷無好下臺。兄意即不歸官,亦可趁此推出。京城紛紛言近來《時務報》之壞,不堪入目,蓋欲打坍局面也,更不如歸官為妙?!?汪大燮致汪康年函第96)

          汪大燮的建議引起了汪康年的注意,所以當康有為函電交馳恩威并施時,汪康年不僅不在意,反而有意調侃,從容布置,請求張之洞奏請朝廷將《時務報》改為《時務雜志》繼續出版。張之洞接受了這個建議,只是將新刊物的名字定為“昌言”,依據是皇上的一道諭旨專門提到“從實昌言”幾個字。

          汪康年的活動能力遠在康有為之上,他背后既有張之洞等大員支持,更得同業之多助,所以從《時務報》到《昌言報》,汪康年不僅仍舊襲用《時務報》的版式,而且利用原來的分發網絡,一期也沒有停止。這實際上已對康有為、梁啟超構成了極大羞辱,南北各報紛紛評議,“皆右汪而左康,大傷南海體面?!?王照:《復江翊云兼謝丁文江書》)

          康有為得知這些消息后,氣急敗壞致電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江西布政使翁曾桂等要員,指責汪康年這些做法是在違抗朝廷旨意,要求他們施加壓力迫使汪康年交出《時務報》并停止刊行《昌言報》。

          對于康有為的要求,張之洞根本不予理睬。張之洞反而致電管學大臣孫家鼐,稱《時務報》原為汪康年募捐集資所創辦,從未領取官款,世人皆知《時務報》為一份典型的商辦刊物,現在朝廷責成康有為辦官報,他自可去辦,而汪康年遵照朝廷旨意另立名目,將《時務報》改為《昌言報》,似與康有為辦官報并不沖突,因而也就不應該給予刁難,更不能查禁。(張之洞:《致管理大學堂孫中堂電》)

          孫家鼐原本就對康有為非常討厭,順手牽羊調虎離山將康有為趕出北京原本就是他的主意,所以他對張之洞的說法一點都不吃驚,他在復電中興奮表示,“公所言者公理,康所言者私心,弟所見正與公同,并無禁發《昌言》之意,皆康自為之。公能主持公道,極欽佩?!?/p>

          兩江總督劉坤一接到康有為封禁《昌言報》要求后,批轉上海道蔡鈞查辦。蔡鈞找到汪康年,將康有為原電抄交。由于汪康年早已做好布置,他詳細介紹了《時務報》創辦原委及其與康、梁之間的沖突始末。蔡鈞對汪康年深表同情,遂將汪“所有為難情形”上報劉坤一。劉坤一據此上奏清廷,遂引起朝廷關注。

          無聊的口水戰

          劉坤一的報告仍將《時務報》糾紛限定在康有為、梁啟超和汪康年之間,因而朝廷在責成黃遵憲途經上海時查明原委,秉公核議。

          黃遵憲為《時務報》歷次糾紛當事人之一,由他出面查明糾紛原委顯然是不合適的。事實上,當康有為請求官方協助向汪康年施壓時,黃遵憲就聯絡吳德潚、鄒代鈞、梁啟超對汪康年進行反擊,他們在《國聞報》上發表聲明,強調《時務報》是他們四人聯合汪康年共五人共同創辦的。(《上海時務報館告白》)

          梁啟超也妙筆生花重構《時務報》創辦原委,與汪康年在南北各報展開一場“同氣相殘”的口水戰。梁啟超抓住汪康年“重述”創辦始末中的漏洞給予猛烈攻擊,強調自己在《時務報》創辦過程中并非汪康年的雇員,而是與汪康年地位平等權利平等的創辦人。(《梁卓如孝廉述創辦時務報原委》)

          通觀汪康年、梁啟超等人對往事的“重述”,汪康年說梁啟超為他當年所聘的主筆,無疑給自己留下了一個尷尬,不合乎事實,而梁啟超的準確反擊,確實挽回了面子。面對此種尷尬,汪康年不得不道歉,承認“康年既不欲毛舉細故以滋筆舌之繁,尤不敢力爭大端以釀朋黨之禍,蓋恐貽外人之誚并寒來者之心。良以同志無多,要在善相勉而失相宥。外患方棘,必須惡相避而好相授?!?《書創辦時務報原委記后》)

          汪康年的大度為自己贏得了道義上的同情,并沒有影響他在業界的信譽。而康有為、梁啟超依然不依不饒,繼續利用“公權力”向汪康年施壓,甚至利用朝廷的信任將《時務報》改官報當做一單大買賣去做,要求孫家鼐對官報給予創刊及發行補貼,要求各省公費訂閱。

          康有為或許是想用這個辦法刁難孫家鼐,不料孫家鼐技高一籌,他不僅沒有回絕康有為的請求,而且如實將康有為的要求上報朝廷,“臣以康有為所籌事尚可行,請俯如所請,僅具折呈明?!?戈公振:《中國報學史》39頁)孫家鼐似乎就是要將康有為趕出京城,至于經濟上的補貼,在他看來并不構成障礙。

          孫家鼐的建議很快獲得批準,皇上“以為久遠之計,著照官書局之例,由兩江總督按月籌撥銀一千兩,并另撥開辦經費六千兩,以資布置。各省官民閱報仍照商報例價,著各督撫統核全省文武衙門差局書院學堂應閱報單數目,移送官報局,該局即按期照數分送。其報價著照湖北成案,籌款墊解?!?《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2冊51頁)

          康有為不知道皇上為什么如此爽快地答應了這些要求,不知道自己久已成為京城官場中的“麻煩制造者”,孫家鼐和朝廷之所以在經濟條件上不討價還價,就是希望康有為平和地離開北京,讓北京的政治氣氛平靜下來。然而,不明就里的康有為就是不愿意離開北京,他想方設法尋找一切理由留在北京繼續參政議政。又過了一個多月,9月17日,皇上不得不再發明諭,措辭嚴厲要求康有為火速出京。這一次,康有為確實接受了,只是當他倉皇離開北京時,不再是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接辦官報局,而是其政治流亡途中的一站而已。

          至于黃遵憲,他于1898年8月22日奉旨查明《時務報》糾紛原委,但他因故直至9月15日方才抵達。此前,汪康年先聲奪人于8月30日在《中外日報》發表《上黃欽使呈稿》,對糾紛始末作了詳細描述,表示他將遵從諭旨將《時務報》報名移交給康有為,至于《時務報》的經營款項則因該刊為眾人集資創辦,只能用來繼續出版《昌言報》,以“上副圣天子廣開言路之盛心,下答捐款諸人集資委托之重任?!?《中國報學史》112頁)

          其實,汪康年不必向黃遵憲詳細匯報,作為《時務報》的重要創辦人之一,黃遵憲對于《時務報》的內幕及康有為、梁啟超與汪康年之間的爭論與沖突比誰都要清楚,只是沒有等到他拿出一個“秉公核議”的處理方案,中國政治就在1898年9月下旬發生巨大轉折,康有為、梁啟超等逃亡國外,《時務報》改官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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