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呵護下的嬰兒因為納粹的暴行，優生學作為一門(偽)科學在戰后西方世界成為禁忌，雖然有些國家和地區——如美國和北歐——在戰后很長時間內依然實行優生政策，但無論是科學家還是政治家群體都視優生學如洪水猛獸。在中國，優生學的命運卻有所不同，我們也可以從優生學在中國的發展去探索生命、社會與國家之間的互動關系。
種族斗爭與生命技術
在孫中山改定的《中國國民黨宣言》中，有這樣一句話：內以促進全民族之進化，外以謀世界民族之平等?？梢娺M化思想已成為革命者及社會的共識。而這種進化是與作為“大中華民族”的種族相伴隨的。
雖然在中國古代，漢族政權也受到異族的沖擊，甚至在元代和清代為異族所統治，并且也產生了漢族的種族自覺，但這并沒有改變原有的諸夏/夷狄等級秩序，漢族在文化上的自我認同和世界圖景并沒有受到挑戰。直到白種的西方人帶來了另外一種種族劃分方式：白種、黃種、黑種以及棕色人種。原本的文化種族觀為以膚色為標準的自然種族觀所取代。這種自然觀便很容易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結合起來。
在面對西方列強以及日本侵略的內憂外患下，中國的精英知識人很快就接受了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觀念，并且相信，世界就是不斷的斗爭與進化的過程。如梁啟超所言：“歷史者何？敘人種之發達與其競爭而已，舍人種則無歷史?！比绻f馬克思提出的是階級斗爭史觀，那么梁啟超則是人種競爭史觀，種族取代了階級。當時很多知識人都積極擁抱這種觀念，如陶成章、鄒容、陳天華等。于是未來就成了白種人與黃種人之間的斗爭。我們不禁要問，其他種族呢？因為當時的知識人接受了白種人種族優劣的話語——黑色、紅色與棕色人種都屬劣等——但是又不能接受白人關于黃種人的敘事，于是為了伸張黃種人的權利和尊嚴，斗爭只需在白種與黃種之間展開，打敗白種人，其他種族自然就不在話下了。如梁啟超在1897年所言：
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種也。凡黑色、紅色、棕色之種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與用腦之角度，皆視白人相去懸絕。唯黃之與白，殆不甚遠。故白人所能之事，黃人無不能者，日本之規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種，本出于我國。
梁啟超以及嚴復在當時都受到西方顱相學的影響，從這種“科學”來看，只有黃種人的智力堪比白種人，能夠與后者進行抗衡。于是，為了實現中國的強大，首先要造就強大的人種。優生學就成了事關種族強大的國家大事如潘光旦在抗戰時期就認為，公共衛生只能保證后天的衛生和健康，但是“如果我們專講求后天的衛生，而不同時講求先天的衛生，結果先天的衛生，即真正的民族健康，不但不能進步，反而可以退步?！迸耸线M而主張，醫療衛生以及體育事業都只是舍本逐末，不能從根本上改善中國人的種族健康，真正的道路只有一條，“就是優生的路，用選擇的方法提高遺傳本質的一條路?！痹谂耸夏抢?，國家問題和社會發展問題，徹底變成了生物學與遺傳學的問題。用他自己的話來就是：以生物為體，以社會為用，采遺傳選擇之手段，以達人文進步之目的。這就是他所謂的人文生物學。
優生思想在中西方都古已有之，如中國人很早就忌諱近親結婚，而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則借鑒了斯巴達的經驗，提出劣等父母所生的孩子應該拋棄。但是在古代，社會與政治問題的解決主要是通過圣人或者哲人(或者知識人或者巫師)的治理，而非生物學的介入，直到19世紀末達爾文的表弟高爾頓優生學思想的出現。
晚清很多知識人已經接受了西方意義上的優生思想，如康有為的《大同書》以及章太炎的《訄書》。 在這樣一個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世界中，中國想要保全自己，就必須讓自己變得更強大。欲要強國，必先強種的思想成為精英的共識。若讓中國人變得健康強壯，優生學無疑是最為直接、最為有效的方式。這也是優生學在歐洲迅速成為許多國家“國策”的原因。
在這種觀念的背后，則是唯科學主義思想的盛行，而這種唯科學主義最切實的體現在社會達爾文主義中。在當時，仿佛這是不可抗拒的宇宙公理。自從梁啟超在1904年首次宣布這種信念以來，達爾文就已經成為唯科學主義的守護圣徒了。
雖然這種觀念成為知識與政治精英的共識，但是因為國民政府國家能力的虛弱以及后來的抗戰和內戰，優生學的思想在新中國之前不可能得到制度化，主要停留在精英知識人的吶喊層面。晚清以來的大量譯著、專著以及通俗讀物“都在宣傳一種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并提示中國人不自強、不強種的后果，激勵時人知恥而后勇，看清形勢，發憤圖強?！边@些書籍廣涉衛生、生殖健康、生理衛生等生物學層面，但是這些書的廣告詞指向的又是民族、國家和種族。這種“言不及物”的現象正反映了晚期以來中國知識人以及市民的世界圖景。如馮客所說，優生學與其說是科學原則，不如說是用生物學術語討論社會問題：取向不同的政治家以及興趣各異的科學家都可以有選擇的利用優生學，來將社會視為有機體，有待于生物學規律進行管理。
新中國后的優生與政治
我們之前討論過，新中國建立后，尤其是赤腳醫生制度的確立，實現了晚清以來衛生現代性的夢想，建立了全面的、普適的醫療衛生體系，而且這種體系與現代西醫所建立的醫療衛生體系有所不同。雖然兩種模式都是要塑造健康的身體，強壯的種族，從而讓國家更加強大，但背后卻隱藏著兩種不同的權力意志：赤醫模式通過革命話語對大眾進行動員，其目的是讓群眾參與過革命過程中，并真正確立群眾的主人翁地位；西醫模式則是針對19世紀的工業化與城市化所造成的勞動力問題，動員公民參與到社會生產中，并保證公民作為健康勞動力進行自我再生產。如?？滤裕?/p>
為了對人類的生存進行管理，醫學采取一種規范姿態，這使它不僅有權對如何健康地生活給出各種忠告，而且還有權發布個人以及社會在身體和道德關系方面的標準。醫學立足于那個邊緣的、但對于現代人是至高無上的領域。在那個領域里，某種平靜的感官幸福名正言順地與整個國家的秩序、軍隊的活力、人民的繁殖力以及堅韌的勞動進軍聯系在一起。
當然，?？聸]有點明的是(在《規訓與懲罰》中也是如此)，勞動力是與資本積累緊密關聯的。醫學—身體—勞動力—資本積累(生產)—社會制度——對勞動力的規訓(社會再生產)，這在西方構成了一個連續體。
那優生學的政策又怎樣呢？
因為優生學強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取向以及對社會問題的生物學化約，這門學科在社會主義時期受到了強烈批判。在米丘林—李森科學說的主導下，孟德爾和摩爾根的遺傳學受到了批判。在這種背景下，優生學被視為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因為這種科學將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自然化”了，而且通過自然科學的方式去解決問題，是變相地為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做辯護。生物學家周建人在建國后指出：優生學理論，不是精確的科學，其實是借科學的名義的一種政治，是幫助統治者統治人們的工具。方宗熙在1951年文章中也指出：資產階級優生學的荒謬理論是沒有一絲的科學根據的。它是資產階級的一種統治武器，侵略武器?！淖畲笞飷菏且焉鐣栴}歪曲簡化成為生物學問題。
周建人與方宗熙的看法可以說代表了對優生學進行批判的思想取向，我們知道，從科學人類學角度來說，科學并不能自外于社會，而優生學因其明確的目的性，與社會的關系尤為密切。這種生命科學剝離了生命發展的一切社會要素，將生命的健康與否、幸福與否完全建立在生物學的基礎上，其結果必然是取消了生命的主體向度，讓生命成為赤裸生命，有待于遺傳專家的拯救或者消滅。?？轮赋?，生命科學在19世紀的威望，尤其是它在人類科學中的范式地位，最初并不是緣于生物學概念的寬泛性和可轉讓性，而是緣于這樣一個事實：配置這些概念的空間具有與健康—病態的二元對立的深層結構。
這里所謂的人類科學主要指的是以人的活動為對象的社會科學，其得以確立的基礎就是健康與病態這樣的二元劃分，當然這種劃分主要體現在醫學中，在遺傳學中則體現為正常與畸形，但作為生命科學的分支，這兩種二元對立具有同質性，共同結構了人類科學的圖景。于是，生命的真理，以及關于社會的真理，勢必要為遺傳學所壟斷，而種族不平等以及階級不平等都可以化約為生物學問題，讓科學家操刀解決。
毛澤東在1940年的《在陜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指出：
自然科學是人們爭取自由的一種武裝。人們為著要在社會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會科學來了解社會，改造社會，進行社會革命。人們為著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學來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從自然里得到自由。自然科學是要在社會科學的指揮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學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卻被阻礙了它的發展，所以要改造這種不合理的社會制度。
新中國之后的科學政策與毛的這段講話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那就是用社會科學和社會運動去改造自然，獲得自由。在社會主義社會，大眾若要真正成為主人，那就必須參與到科學實踐中去，這就要求，在科學研究方面也要進行群眾動員，走群眾路線，承認群眾是(自然)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的源泉，同時也是科學正確與否的裁判，其目的就是防止科學家成為獨立于社會之上的權力精英。鞍鋼憲法中的“兩參一改三結合”以及對“多面手”的提倡就是要防止勞動分工僵化，防止精英知識分子成為社會新的統治力量。在大躍進時期，曾號召“群眾一定要使自己成為文化和科學的主人”，以便打破知識分子對知識的“壟斷”，并適應“群眾技術革命”的需要……“又紅又?！弊鳛橐环N手段不僅有助于(至少是試圖如此)專業精英與政治精英的結合，而且有助于這兩種精英與一般群眾縮小差距。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優生學必然要受到批判，因為它確立了科學家的絕對權威，群眾只能成為被改造的對象，成為科學的奴隸，被動的接受社會不公。
在“雙百”方針期間，也出現了反批判的聲音。有論者也區分了積極的優生學與消極的優生學，但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結果只能是更受到激烈的批判。
這種狀況持續到改革開放。人口數量與質量問題成為國家的重大問題。我們在農村的墻壁隨處都可以看見“提高人口素質、降低人口數量”“少生優生，幸福一生”這樣的宣傳標語，尤其是伴隨著計劃生育的強制實施，更是讓全國人民都認識到人口數量與質量問題的關鍵。直到1979年，優生學才逐漸被重視起來。
這時的優生思想不再國家政治精英與知識精英的提倡宣傳，而是慢慢成為全國人民的共識，而這與赤醫制度的解體以及醫療改革有著內在的關聯。當后天的醫療衛生無法得到保障的時候，更為穩妥的做法，就是將希望寄托在先天的優生措施中，而且優生學本身也激發了這樣一種思想，父母應該為自己孩子的健康成長負責，或者說醫療衛生又成了家庭的私事，不再是國家應盡的義務。這一切與新自由主義的在中國的興起是互為表里的。國家在讓醫療市場化的過程中，將配置醫療資源的任務交給了市場，從而讓風險也轉嫁給了個人，其結果就是個人成了自己健康的負責人，這與新自由主義的占有式個人主義思想若合符節。
王紹光指出，之所以出現非典的危機，恰恰是因為兩種迷信存在：對經濟增長的迷信和對市場的迷信。這兩種迷信恰恰是新自由主義的原則。其結果就是，雖然經濟發展了，種種危機卻此起彼伏。具體到公共衛生領域，前一種迷信導致了政府失職，即該由政府承擔的責任政府沒有承擔起來；后一種迷信導致市場失靈，即市場對醫療衛生資源的配置既違反公平原則，也效率低下。
其結果就是醫療體系的惡化，尤其在邊緣和農村地區，但是主流宣傳卻“指責邊緣與貧困人口，強調之所以存在健康問題，是因為他們的‘缺陷基因’，‘天生缺陷’或者‘封建習慣’。優生話語在社會群體中達成共識，從地方干部、城市中產階級、醫學團體到學術圈?！倍切┍贿吘壔钠h地區群體，則只能認命，因為在衛生改革的官方文件中，主導話語往往是諸如“市場主導”、“激勵”、“競爭”“選擇”、“個人責任”等。
隨著優生學的確立，精英與大眾，城市與鄉村又開始脫節，雖然國家主權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得到強化，但是動員地方的國家能力卻有所削弱，這也是造成非典危機的一個原因。1994年10月頒布的《母嬰保健法》則正式將優生學制度化。
國家退出是否意味著權力的消弭呢？并非如此。政治權力不再介入，但是科學家與企業所構成的同盟，卻通過對優生知識以及優生產品的壟斷，操控了大眾的生命行為。生命的真理從大眾自身被剝奪，形成社會性的生物權力，對大眾進行規劃。這是當代中國生命政治的境況。
來源：作者授權新浪歷史刊發，原標題《優生學與當代中國的生命政治》。
